第一百九十章 我对不住朝廷啊
“臣自江淮来,数千里见城陷处荡然一空,即有完城,仅余四壁,蓬蒿满径,鸡犬无声,曾未遇一耕者。土地、人民,如今有几?皇上亦何以致治乎?”
曾在淮徐道任参议,于去年五月擢右佥都御史,巡抚保定的徐标在进京召对时曾如此对崇祯道。
崇祯听后,掩面欷歔泣下。
徐标所言的江淮便是徐州、海州及临淮地区,自崇祯八年农民军冲出河南包围圈后,江淮地区便如徐标所奏那般了。
在扬州时,陆四曾与扬州府尹、那位前明进士郑元勋对当前局势有过一番深入交流。
就“何以得人心”这个问题,陆四曾高谈阔论一番,说要将富者之地分于贫者,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,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,如此贫者必踊跃支持淮军。
郑元勋的回答就同徐标奏对崇祯差不多,直言江淮及中原乃至西北诸省,已然地多人少,千里未有农耕,大量良田抛荒,贫民若种地何须分地?
郑之言让陆四止语,细细想来果是在明末没有“分田地打土豪”的土壤,概因如郑所说,千亩地有,千亩地上却未必有一人。
如此条件,你陆四搞什么分田地,不是脱裤子放屁,又犯了教条主义么。
扬州及江南这边,更是没有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壤,却不是没人,而是江南、扬州的土地大多种植经济作物。
尤其是苏松常一带几乎遍地家庭式的手工作坊,江南人民早已从农民转变为原始形态的工人,他们的“工钱”已然能保证一家温饱,甚至还很富裕,如此要他们放弃较高的收入去种地,简直就是一夜回到“解放”前。
自古以来,“不种地”才是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。
陆四真要在这种地区搞什么分田地,恐怕他就是那个要被人民推翻的反动政权。
至少在崇祯十年以后,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分田地打土豪的土壤。后世这个土壤之所以肥沃,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地少。
现在,是地多人少。
所以打那回之后,陆四再也不提什么分田的荒谬想法了,清乡所得的地主士绅田地,都是采取发卖或出租这一形式“变现”。
就这,还有很多农民不敢买,不敢租,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个大顺长不了。
针对这种情况,陆四采取的是“半强迫”方式,就是强租或强卖给这些农民,并且都是以极低的价格,通过乡村公所的建立减少原先地主士绅“包乡”产生的大量中介费用——杂税,使得农民们把账一算就发现自己实际是非常划算的,那么他们的抵触心理就会减少。
最重要的是,这是“贼军”强迫他们租买,所以将来就算是官军打回来,他们也不算是“从贼”,大不了将土地交回去就是。
这种心态才是人的正常心理,陆四对此也很认可,因为只要淮军能够不断的壮大,地盘不断的增多,农民的那种“讨便宜”的心态就会慢慢稳固,从而转变为支持新政权的动力。
不管革命还是造反,都要实事求是。
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
历史早就证明了教条主义要不得。
十几年的战乱和外敌入侵,明朝北方人口最少下降了一半,这才有了徐标所言“鸡犬无声,未遇一耕者”,而这位保定巡抚看到的还仅仅是一小部分。
徐大绥也姓徐,但和徐标没有关系,他原先驻扎的临淮地区就是徐标所说的“即有完城,仅余四壁,蓬蒿满径”。
穷的实在是没办法,徐大绥才不情愿的带兵来了淮安,因为他要不来的话,凤阳总督马士英就有可能断他的军饷。
来淮安后,一开始徐大绥也很卖力,想着淮安是漕运重地,城中肯定富得流油,要是攻进去必能大捞特捞一把。
所以,在最开始的几天,徐部猛攻淮安北门,一度就要破城,可惜最后还是被城内的“贼兵”给打退了,折损了好几百人。
打这之后,徐大绥就没了卖力的想法,倒不是城内的反贼顽抗有多激烈,而是围城的几家兵马除了他比较出力外,其他的都明显在保存实力,非不得已才派些炮灰上去打一下,应付了事。
徐大绥有点想不通,大家伙既然是来平贼的,贼人又被困在城中,那就一起出力破城就是了,你看我,我看你的有意思么?
很快,徐大绥就知道这帮子人为何在淮安不肯出力了,因为北面的顺军打过来了。
“这是怕把兵打光了卖不了好价钱!”
徐大绥愤愤不平,更叫他恼火的是漕院答应供给的粮食老是“断顿”,每一次都要他派人去安东吵闹后才给送一些过来。
漕院那也有苦衷,说是北边的海州、徐州已无粮可调,南边的扬州又沦为贼人之手,眼下能够筹粮的州县不足一个巴掌,大军围城又日久,每日消耗都是巨资,百姓负担已是极重。
言下之意是你们这帮客军赶紧攻城,要不然再拖下去怕是连粮草都供应不上。
“是他们不肯出力,又不是老子我偷懒!”
徐大绥气不平,部下也是怨声载道,都说金声桓的兵到处抢劫,过得无比滋润,凭什么他们就要在这城下喝西北风。那么一大帮子人在这盯着,真就是破了城,又能落多少羹到他们手上。
参将赵得高骂道:“花马刘的兵比闯贼还不像话,总督那边不还是好吃好喝供着,好话说着,咱们就是后娘养的!”
一提到刘良佐,徐大绥更是恨的牙痒,那王八蛋真不是个东西,连个官兵的衣服都不要了,所过之路毁家破舍,那坏事干得他徐大绥都看不下去。
可他能有什么办法,粮草要靠安东支应,军饷要凤阳拨放,他徐大绥除非去投闯贼,要不然还真没办法走。
直到那天夜里,几个人进了徐部大营。
老友高公公的书信让徐大绥很是犹豫,但那二十万两真金白银和一千多石粮食的诱惑又实在太大。
“我对不住朝廷啊,国事至此,我辈又有甚办法。”
当着一众部下的面,徐大绥失声落泪。
次日,徐部突然有官兵闹饷,继而哗变,一哄而散渡。徐大绥等人仓皇渡过运河西窜,勉强收拢残兵,却是再也无力参与围困淮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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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在淮徐道任参议,于去年五月擢右佥都御史,巡抚保定的徐标在进京召对时曾如此对崇祯道。
崇祯听后,掩面欷歔泣下。
徐标所言的江淮便是徐州、海州及临淮地区,自崇祯八年农民军冲出河南包围圈后,江淮地区便如徐标所奏那般了。
在扬州时,陆四曾与扬州府尹、那位前明进士郑元勋对当前局势有过一番深入交流。
就“何以得人心”这个问题,陆四曾高谈阔论一番,说要将富者之地分于贫者,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,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,如此贫者必踊跃支持淮军。
郑元勋的回答就同徐标奏对崇祯差不多,直言江淮及中原乃至西北诸省,已然地多人少,千里未有农耕,大量良田抛荒,贫民若种地何须分地?
郑之言让陆四止语,细细想来果是在明末没有“分田地打土豪”的土壤,概因如郑所说,千亩地有,千亩地上却未必有一人。
如此条件,你陆四搞什么分田地,不是脱裤子放屁,又犯了教条主义么。
扬州及江南这边,更是没有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壤,却不是没人,而是江南、扬州的土地大多种植经济作物。
尤其是苏松常一带几乎遍地家庭式的手工作坊,江南人民早已从农民转变为原始形态的工人,他们的“工钱”已然能保证一家温饱,甚至还很富裕,如此要他们放弃较高的收入去种地,简直就是一夜回到“解放”前。
自古以来,“不种地”才是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。
陆四真要在这种地区搞什么分田地,恐怕他就是那个要被人民推翻的反动政权。
至少在崇祯十年以后,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分田地打土豪的土壤。后世这个土壤之所以肥沃,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地少。
现在,是地多人少。
所以打那回之后,陆四再也不提什么分田的荒谬想法了,清乡所得的地主士绅田地,都是采取发卖或出租这一形式“变现”。
就这,还有很多农民不敢买,不敢租,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个大顺长不了。
针对这种情况,陆四采取的是“半强迫”方式,就是强租或强卖给这些农民,并且都是以极低的价格,通过乡村公所的建立减少原先地主士绅“包乡”产生的大量中介费用——杂税,使得农民们把账一算就发现自己实际是非常划算的,那么他们的抵触心理就会减少。
最重要的是,这是“贼军”强迫他们租买,所以将来就算是官军打回来,他们也不算是“从贼”,大不了将土地交回去就是。
这种心态才是人的正常心理,陆四对此也很认可,因为只要淮军能够不断的壮大,地盘不断的增多,农民的那种“讨便宜”的心态就会慢慢稳固,从而转变为支持新政权的动力。
不管革命还是造反,都要实事求是。
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
历史早就证明了教条主义要不得。
十几年的战乱和外敌入侵,明朝北方人口最少下降了一半,这才有了徐标所言“鸡犬无声,未遇一耕者”,而这位保定巡抚看到的还仅仅是一小部分。
徐大绥也姓徐,但和徐标没有关系,他原先驻扎的临淮地区就是徐标所说的“即有完城,仅余四壁,蓬蒿满径”。
穷的实在是没办法,徐大绥才不情愿的带兵来了淮安,因为他要不来的话,凤阳总督马士英就有可能断他的军饷。
来淮安后,一开始徐大绥也很卖力,想着淮安是漕运重地,城中肯定富得流油,要是攻进去必能大捞特捞一把。
所以,在最开始的几天,徐部猛攻淮安北门,一度就要破城,可惜最后还是被城内的“贼兵”给打退了,折损了好几百人。
打这之后,徐大绥就没了卖力的想法,倒不是城内的反贼顽抗有多激烈,而是围城的几家兵马除了他比较出力外,其他的都明显在保存实力,非不得已才派些炮灰上去打一下,应付了事。
徐大绥有点想不通,大家伙既然是来平贼的,贼人又被困在城中,那就一起出力破城就是了,你看我,我看你的有意思么?
很快,徐大绥就知道这帮子人为何在淮安不肯出力了,因为北面的顺军打过来了。
“这是怕把兵打光了卖不了好价钱!”
徐大绥愤愤不平,更叫他恼火的是漕院答应供给的粮食老是“断顿”,每一次都要他派人去安东吵闹后才给送一些过来。
漕院那也有苦衷,说是北边的海州、徐州已无粮可调,南边的扬州又沦为贼人之手,眼下能够筹粮的州县不足一个巴掌,大军围城又日久,每日消耗都是巨资,百姓负担已是极重。
言下之意是你们这帮客军赶紧攻城,要不然再拖下去怕是连粮草都供应不上。
“是他们不肯出力,又不是老子我偷懒!”
徐大绥气不平,部下也是怨声载道,都说金声桓的兵到处抢劫,过得无比滋润,凭什么他们就要在这城下喝西北风。那么一大帮子人在这盯着,真就是破了城,又能落多少羹到他们手上。
参将赵得高骂道:“花马刘的兵比闯贼还不像话,总督那边不还是好吃好喝供着,好话说着,咱们就是后娘养的!”
一提到刘良佐,徐大绥更是恨的牙痒,那王八蛋真不是个东西,连个官兵的衣服都不要了,所过之路毁家破舍,那坏事干得他徐大绥都看不下去。
可他能有什么办法,粮草要靠安东支应,军饷要凤阳拨放,他徐大绥除非去投闯贼,要不然还真没办法走。
直到那天夜里,几个人进了徐部大营。
老友高公公的书信让徐大绥很是犹豫,但那二十万两真金白银和一千多石粮食的诱惑又实在太大。
“我对不住朝廷啊,国事至此,我辈又有甚办法。”
当着一众部下的面,徐大绥失声落泪。
次日,徐部突然有官兵闹饷,继而哗变,一哄而散渡。徐大绥等人仓皇渡过运河西窜,勉强收拢残兵,却是再也无力参与围困淮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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